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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学中医的“洋人”们

2020-5-7 14:11| 发布者: 微中医刘罗郭| 查看: 198| 评论: 0

“我特想学功夫。像电影里那种。” 亚历山大看李小龙的电影长大,整个青春期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找他的“师傅”。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开中医诊所的中国人。

“第一次看他打陈氏太极,我就镇住了。我想学这种功夫。” 亚历山大开始跟这个中国人练太极,听中医文化课。

师傅西班牙语不好,门下却有上百阿根廷徒弟。他带他们亮相在各种本地华人举办的活动。

亚历山大翻开师傅的脸书,滑动几张照片,指给我看他也在其中。

高鼻子,深眼眶的阿根廷人,穿上师傅为他们配的白色盘扣练功服,扎马步,站桩,抖长矛,背后张了大幅的背景板,上一行中文,下一行小小的西班牙文。

师傅挺在最前头,跨弓步,重心下沉,手臂高高撩起,五官扁平,一脸东方人的谨慎收敛,浑身有股安静的力量,看了让人害怕。

亚历山大想去师傅的中医馆帮忙。上大学,亚历山大欠下不少学生贷款。师傅以为亚历山大想做义工,爽快地答应了。当亚历山大问能给多少时薪,师傅马上生气了。

“给钱?我什么时候说要给你钱?你算什么?你懂什么?”

“然后我哭啦!谁知道他竟然这么粗。还以为他真是个大师。”

听到最后一句,我哈哈大笑。

那时候,我们走在温哥华今年的第一场大雪里。亚历山大要带我去学校附近新开的中餐馆。

我接着他的话题说,小时候,我对中医没什么好印象,那些“大师”“神医”尤其让我恶心。

他们爱往居民楼的门缝里塞宣传广告。有时候我在家,下午两三点,防盗门会咣啷作响,又没人敲门。我往猫眼上一靠,有时候会抓到一个滑过去的身影,有时候什么都看不到。一开门,地上全是草纸一样的广告报,密密麻麻排满字和黑白头像。

外婆外公会把这些捡回来,撕成半张A4纸大小,吃饭时候一人发一张,放在碗旁边,每个人可以把鱼刺、骨头、生姜都吐在上面,吃完饭包好扔掉。他们管这叫“废物利用”。有时候,我听大人说话无聊,会读纸上的字,“祖传中医秘方,专治晚期绝症。”“中华中医学会认证”,“不孕不育,一方就灵。”然后吐一口和着唾沫的生姜,“神医”就“淹”死了。我觉得很好玩。

亚历山大忽然停下,朝我看了一眼,一脸惊讶地问,“所以他们是真的中医吗?”

我也停下,看了他一眼。毛茸茸得大胡子上聚集了雪花,一张小嘴在后面藏得几乎看不见。胡子下面是墨绿高领毛衣,从胸口凸起的肚腩上都盖满了晶莹的白色碎片。海军蓝毛毡大衣敞开着,大衣肩膀里还压了两块复古的垫肩。

冬天的亚历山大

二十七岁,一米七不到,他干嘛留这么显成熟的大胡子,穿这么长的大衣,好像很沧桑。

我把眼睛转开,接着说,听说他们有的被医院开除过,有的没有正规学历——其实像我们这样私立学校的,在中国都不算正规学历,也有的“脑子活络”,想出来单干,像你师傅那样的,带一大堆伙计,赚很多钱。他们能自己开诊所,卖偏方、保健品,包几个电视、电台购物栏目,花钱找几个托儿打电话进来,倾诉“被前列腺肥大困扰”,然后“神医”马上就能报出自己的产品中哪些成分有用,要几个疗程,几盒,算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们其实并不信中医?”亚历山大沉静的绿眼睛盯着我,像等我交代什么。

“反正我舅舅不信。他曾经在一所大学教建筑学。算我们家学历最高的人。二十几年前,他得了肝炎,看过不少上海老中医,现在还是每天一颗恩替卡韦(抗慢性乙肝病毒药物)。”这时候,我们到了餐馆门口。亚历山大摘下黑色宽檐西班牙帽,一边抖掉上面的雪,一边说,“我不喜欢西医,太多抗生素了。我喜欢‘替代医学’,印度阿育吠陀、伊朗传统医学、顺势疗法、自然疗法都很好啊。让我们回归大自然。”

亚历山大像个常客一样,拉我穿过门口几个聚着聊天的华人,挪到点菜柜台前。

“麻烦来两份菜单。”他冲收银处站着的一个华人男孩喊。

“嗨,你好啊。” 华人男孩好像跟亚历山大熟悉。他一眼都没看我,直接把两份菜单伸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给了我一份菜单,又隔着雾腾腾的玻璃,指着回锅肉,清炒西兰花,说这两个最好吃。

店门面很小,老板尽可能地塞进能塞的桌椅。邻桌之间只容得下一个瘦子侧身穿过。吃饭时候,左右前后用响亮的普通话聊天,我听得一清二楚。老板有多麻烦,给孩子买了哪些国内流行的玩意,老公在西人公司做得怎么不开心。亚历山大坐在我对面低头扒饭。安静得像片树叶。

等两边的邻桌一个接一个从桌子夹缝里挤出去,桌上只剩几个东倒西歪的菜碟。亚历山大朝那堆残留的邋遢看了一眼,忽然开口了。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我也待在这种饭馆打过工。电影学院刚毕业,机会少得可怜。直到有一天,我想不如到其他地方碰碰运气。”2016年,亚历山大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带了一本阿根廷护照,一本加拿大护照,飞到新西兰,在不同农场干了一年农活。

亚历山大有两本护照,全是爷爷的功劳。爷爷是俄国犹太人,二战后在意大利小住期间,翻了翻地图册,看中了美洲大陆,发了一张公民申请表给加拿大,换回一本加拿大护照。成为加拿大公民后,爷爷又觉得无聊,带着儿子搬到巴西,儿子娶了一个巴西姑娘,一家人跑到阿根廷定居。爷爷开始帮孙子辈申请加拿大护照。2020年,亚历山大成了温哥华中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他从桌子那头把手机伸给我,里面有一张泛黄的文件,他用拇指和食指放大右上角的一段小字,“申请自意大利”。亚历山大有些自豪地盯着那段小字看了一会儿,笑着说,某种意义上,我们家是游牧民族。

我想起在课堂上,麦琪老师一提到非亚洲人,就叫“Caucasian”(白人)。虽然班上还坐着出生在伊朗,埃及,和一半土著一半法国人的同学。这种叫法大概已经被大多数非亚洲学生理解成为带有异域风情的笑话。但他们不知道,课堂下,麦琪用中文叫他们“洋人”。半封建半殖民期间,中国大陆以外来的人开始被叫做“洋人”。她说“我们中国人跟洋人体质不同”,“洋人这过敏,那过敏,还有针具过敏”。

“洋人”学生占学生总数六成左右。如果去翻一翻二战后的移民史,会发现大部分人都像亚历山大这样,很难说清楚具体的族裔。

亚历山大很喜欢麦琪老师,他叫她“功夫小姐”。

麦琪在北京中医大学学的中医,从医十多年,在学校教课六年。每次给新生上课之前,她会拿出一个自我介绍课件。给学生看她十几年前的练武照片。麦琪穿着猩红色练功服,舞刀弄枪练八卦掌,站在全国比赛的领奖台上,满面红光。

上脉诊课,麦琪让全班两个两个上去把她的脉搏。因为练武,她的脉搏比一般女生的脉要粗,扑通扑通,像一条睡得很香的蟒蛇。脉还有些急促,“我一直都这样,心急,被学生给气的。”她指的是,一次,有个“洋人”学生问她,如果要治疗效果更好,可不可以在一个穴位上插两根针。

“‘洋人’有些想法真是匪夷所思。”麦琪非常担心他们得不到纯粹中医的真传。“他们练的太极,有些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亚历山大挑了最后几根豆芽放进嘴里,放下筷子。我问,“你有没有跟麦琪老师讨论过太极。”,他拎着喝了一半的“统一”冰红茶站起来,说,“有啊,但她不太想谈。”饭馆里只剩下我们和靠墙两桌。我们从几个桌缝之间游刃有余走到门口。他忽然站住看着我,像想到一个好玩的点子,说,你们中国人不信中医,那你来学什么呢?

来学校之前,我觉得一所“35年的老名校”不该是这样。虽然在离市中心不远的主干道上,但学校没有独立教学楼。所谓“校园”,是一个餐馆的二楼,楼下进门的地方,一块用得很旧的折叠立牌写了学校名字,字很小,走过不仔细看根本不知道这里有个学校。一年以后,我发现温哥华不少私立学院都这么“隐蔽”。

学校很聪明,七百多平米空间,设计成回形,五脏俱全。教室,文印室,档案室,员工办公室,独立洗手间,图书馆,厨房区,露台。全年开4个学期,足够应付120多个学生。厨房区有饮水机,微波炉、冰箱、三四张桌子面朝落地窗拜访,可以用来吃饭或学习,窗外是种满中草药的露台。初次来参观的人,推开玻璃门,走到露台上,看到远处温哥华沿海常年积雪的群山连着波光粼粼的海湾,会彻底忘了楼下的餐馆,转念畅想在这里上学的美好。

晚秋的教室窗外

学校种草药的露台

走廊的尽头是厨房

20来个教职人员,老师大部分自己开诊所,临床经验丰富,有教学经验的不多。教学百分百以老师为中心。每堂课两三个小时,全靠老师一个人,一张嘴,一个PPT。上课之前,有的老师直接告诉我们,自己说话容易入迷,有问题直接插嘴问。

不敢说自己真的喜欢学校,但这个学校令我着迷的一点是,“中医”这个词背后的文化成见消失了。

我们用现代英文谈论《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像讲一堆好玩的小人书,不觉得这些几千年以前的书离我们很远;麦琪跟华人同学用中文谈论舌象,脉学,医古文充满诗意的句子又让我们很兴奋;有些一年到头都惯冰水的“洋人”同学开始喝热水,因为冷的东西会消耗“阳气”,但冬天,他们的棉袄里依然是露脐装,一副准备去健身房的样子。

我的同学可能来自世界上各种角落和背景。麻醉师、法语老师、园丁、律师、音乐家、心理学家、灵性疗愈师、体操运动员……他们依赖西医,但不喜欢西医的“过于方便”,抗生素止痛药除了对内脏功能有影响,还会有药瘾。在伊朗开过两家医院的癌症医生曾经跟我说,他觉得西医在对抗癌症的问题上,已经走到尽头。晚期患者最好用东方医学调理,寻找天人合一的平衡。

过去我经历的“中医”,在中文语境里充满腐朽的权威,但在这里,只是生活方式,每个人各选所需。

“是啊,谁敢相信我会来学中医。陪我去买杯咖啡吧,外面好冷。”我们又进了漫天飞雪。一步一步眯着眼睛走到十字路口等红绿灯。咖啡馆在下一个路口。

“我发现中医在这里很酷。有个朋友喜欢针灸,但发现经常去,太贵,干脆在耳朵上一个常用的穴位打了耳洞,穿上细细的银耳环。她说,感觉这和针灸效果一样。针灸师也很赚钱,一小时少说也要70-100元,差不多赶上纹身师了。我认识的非华人每次介绍他们的针灸师,都要加一句,他是中国人。他们喜欢中国人,觉得纯粹。”

亚历山大笑了,摇摇头说,我不同意中国人更纯粹。喜欢与否,全看个人有没有治愈能力。

进了咖啡馆,亚历山大在门口的卡座旁边站住,摇摇手里的冰红茶,说,我喝这个就行。

我站到柜台前,娇小的服务生跑过来,躲在一排大玛芬蛋糕后面,轻轻问我要什么。看到大黑蘑菇一样的玛芬,闪着油腻的光,不用算,我都能想象一天吃两个玛芬的西方人摄入了多少糖和热量。然后,他们讨厌高糖高脂肪带来的糖尿病和跟随一辈子的西医西药治疗。本来想点摩卡,联想到摩卡顶上那圈巧克力的含糖量,我就打消了念头。

“请帮我来杯姜黄拿铁。”

我端着咖啡坐到亚历山大旁边的座位,他探头看了一眼黄黄的拿铁,眯起眼睛说“nice”。

“到了加拿大,居然发现姜黄拿铁这么流行。中国的咖啡没有这么多花头。”

“加拿大的中医是不是也和中国的不同?”

“起码用英文学中医,在中国就是个笑话。”

“哦?有很大不同么?”

“文化语境完全不同。”

亚历山大喝了一口冰红茶,用一种无所不知的语气说,“你应该读一读Giovanni Maciocia 写的《中医基础学》。他从东西方文化和语言起源的差异上,比较过怎么中译英比较好。像“冲脉”,一般是Thoroufare Vessel, 但他个人觉得Penetrating Vessel 更清楚,因为“冲脉”上至头,下至足,贯穿全身,有“穿透性”意义,不单单是英文里thoroufare,仅表达连接两个目的地之间的直线。我们现在这帮老师,视野很局限,大家要靠自学。”

“啊,也不全是语言的问题。”我不喜欢他语气里浓浓的“学长”气息。

“那为什么呢?”

我喝进一口姜黄拿铁,满嘴土味。我皱了下眉头,让咖啡一点一点滑下嗓子眼。

亚历山大没等到我的回答,打了个呵欠,说,不管怎么说,我相信你喜欢来上学,就跟我一样,觉得这是我该来的地方。

每天,亚历山大带着那顶西班牙宽边毡帽,搭地铁换乘一次公交,穿过半个城市去上学。放学后,他很晚才回自己住的地方。亚历山大和两个陌生人一起住在一个嬉皮街区的一栋老房子里。他们在楼上,亚历山大住有独立出入口的地下室,门外一片绿油油的草坪。亚历山大喜欢早晨在那儿打太极。除了太极,他对其他运动似乎没什么兴趣。“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的身体会做最好的选择。”

练功夫的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一直在说他自己,我的咖啡已经快见底了。这会儿我插话,说,麦琪老师私下夸你们“洋人’学生,说给病人扎针之前,你们特别人性,老问病人这样好不好,那样好不好。”

“可不是么?如果你尊重自己的身体,你也该懂得尊重别人的身体。圣经有一句经典,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亚历山大说完喝光了最后一口冰红茶。

“孔子也说过这样的话。”我说。

“是么?我应该看看儒家的书。”他站起来,拿着空瓶和我的空咖啡杯,扔到门口的垃圾分类箱。我们走回学校。

我们进了一楼餐馆门厅外面那条狭窄的电梯。楼层面板上有一个学校的标识,点一下标识旁边的楼层“2”。二楼电梯门一开,走出去就看到一个针灸铜人像,跟商场没穿衣服的塑料模特一样高,不过体型圆润,像中国美术书上画的唐朝人。

往左边拐个弯,我们瞟了一眼玻璃隔的一个房间,那是图书馆,今天里面没人。靠墙三个玻璃书柜,摆了百来本书。一套真人大小的人体解剖模型塞在靠门的书柜底层。模型是个男性,眼珠,脑子,一些内脏,生殖器跟他的身体并排放在一起,整个消化系统还在腹腔里。他的身体和器官被刷上了不同的颜色,色系老了,透出八十年代照片那种复古的浑浊。这位“男士”的脸上剩下一个鼻子和一张嘴,嘴角上扬,笑容诡异。图书馆有一面无法打开的落地窗,和一条褐色原木长桌,可以坐十个人。很少有十个人一起在里面。冬天的阳光能照进半个图书馆,有人喜欢把椅子放到太阳地里,骑在上面,拿A4纸打印的讲义念“Taiyin hand lung meridian (手太阴肺经)”。

老师的PPT讲义

学校的图书馆

学校有四种文凭项目。三年制的针灸师/中药师文凭,四年制中医师文凭,五年制高级中医师文凭。念完以后,参加省中医协会的考试,通过了,才能合法从业。

所有课程都用英文,学校八成任课老师是华人。根据行业规定,不少术语是拼音+英语形式,有些术语允许两到三种英文翻译,老师根据自己喜好来选用一种。麦琪管这叫“中医特色的英语”,听起来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课堂上经常有英语母语的同学突然举手问,这个词我不认识,或我们从来不这么用,为什么在这里这么用?教案里同一类词大小写不统一,英语母语学生以为是别有深意。

最让他们匪夷所思的是中药学。

他们只要记住每一种中药的拼音名字,就能参加考试。但这反而更难了。“音,形,意”的分家,让所有人都觉得拼音像一堆毫无意义的声音原件。

“中文是我们的必修课,学了两个月,当时我还会数数,会问候,现在只会这个……”亚历山大开始唱起《两只老虎》。

考试之前,他不得不把拼音音译成英语,像“大枣 dazao”跟dozen。

“草药的事儿千万别问我。要问就问我的顾问老师。”亚历山大在诊所实习,他邀请我去他的实习组好几次,但申明他只擅长问诊,针灸,推拿。

亚历山大在孙逸仙公园做推拿义诊

诊所和教室在同一条街,旁边正好是两条主要大路的交叉口,是去市中心的必经之路。几十年来,诊所一直向公众开放,但知名度不高。因为招牌贴在二楼窗户里面,走在路上的人,不抬头,根本看不见。本校学生倒一直去。一是有学生折扣,另一是自己也盼着能学东西。

学校的诊所

预定诊所看病,就打电话到前台。前台是一个矮矮圆圆的台湾小姑娘,好像一生下来就在这个前台。走了好几年的毕业生都记得她。

前台接了电话会先问你要见习组还是实习组。

很多人不喜欢见习组,因为同时有5-6个学生加一个老师盯着你,把脉,扎针,搞得你心烦意乱;很多人也不喜欢实习组,虽然只有2-3个高年级学生,老师只在问诊快结束的时候走进来问问,给药方,修改一些诊治方案;但完全让学生扎针,让人不那么放心。

因为跟亚历山大熟悉,我去了他的实习组。

冬天,诊所开着25°的暖气。第一次见亚历山大穿白大褂,胸口别着他的注册实习名卡。名卡照片上,他没有胡子,看起来正经又干净。白大褂腰侧有两个大裂缝,里面露出红色的毛衣。我指了指说,你的制服破了。他哈哈大笑,把手插进裂缝,演示说,你看,这是方便放手的。我的手正在裤兜里藏呢。他又不正经起来。

这组的顾问老师来自中国大陆,他最后来组里又把了我的脉,看舌象,重新问诊一遍,手一挥,让我先去诊室。

亚历山大过来铺了诊疗床,叫我面朝下躺。我说,轻一点。

他宽阔的手掌顺着脊柱掠了几个来回,问我干嘛不针灸。我很干脆说,不想。可能我对实习组也不是很放心,但我怕他跟我争。我们很清楚些实习组的人,觉得自己真能看病了,老想练习针灸。其实,从见习组到实习组,才480个课时。

拿到顾问老师给我的药方,我们都傻了。便签纸一样大的方子上,我数了数,一溜有十八种药,汉字旁边备注了拼音。

“好厉害。”亚历山大一脸羡慕。不知道他是羡慕我能吃这么多药,还是老师能开这么多药。

亚历山大和我站在诊所门口的药房窗口,看索菲亚老师配药。索菲亚是个瘦瘦的小老太太,细脖子上总勒着一副玳瑁边的眼镜。她也好像一辈子都住在这里,很少在其他地方出现。

索菲亚一手捏着方子,一手拎起眼镜驾上鼻梁,嘴半张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方子。完了咕哝一声,这么多,一脸嫌弃。她转身往身后的架子上望了望,几百个瓶瓶罐罐堆在那里。她开始爬上蹲下,从里面找这十八个罐子。

挖一勺,称一下。她依次打开罐子,把药一勺一勺放进一个透明的小食品袋。最后,食品袋贴上了我的名字和每天剂量,沉甸甸地透过窗户递到我手上。灰褐色的药粉中间躺了一把白色塑料小勺,看起来和一包火锅调料没什么区别。药方上有“僵蚕”,我有种奇怪的反感。这包药带回去以后,我碰也没碰过。

之后,我在餐厅碰到过亚历山大几次,他问,你干嘛不来复诊,你背上的肌肉紧得像牛肉干,要好好调理。我只说,过阵子再去。那次推拿经历,也让我有奇怪的反感。

亚历山大用手肘在我肋骨间的穴位上压了不少力气,我觉得很不舒服,说,不要这样压了。他淡淡说,相信我。我忽然意识到,那一刻他大概只是个迫切想证明自己的实习医生。

新冠疫情开始以后,正好春假,学校关闭了。亚历山大跟我开始在网上聊天。

摄像头那边,他给我看他的住所。几把吉他挂在墙上,墙角有一套架子鼓。因为疫情,他的打鼓课也停了。

“前两年春假时候,我在两个诊所给人推拿。100块诊费,诊所拿30,我拿70.其实还不错,就是不那么稳定。”视频那头,我听到他的拖鞋踢踏踢踏,百无聊赖的声音。

“现在,什么都干不了。”逛了一圈,他坐回电脑旁边,找了个地方放手机,眼睛盯着屏幕。我听到鼠标的声音,问他在干嘛,他说上网看看工作,工地,超市,仓库都行。

“但这不稀奇啊,就算是注册中医师,现在也什么都干不了。那些往学校发招聘广告的都停了。本来可是三天两头发邮件要找注册针灸师。”我安慰他。

过两天,他给我传来一张照片。他开始读一本讲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书,因为他的祖父曾经在那里面待过。“你在复习准备十月份省考了么?”我问。“没。今年省考会延期。”

省政府劳动局把中医师放在自然疗法师(practitioner of Natural Healing)目录下,网站上显示,2016年,自然疗法师年收入中位数是2.6万加元,放在今天,仅仅高于贫困线。4年以来,劳动局已经把大部分职业的数据更新到2018年,但没有更新过自然疗法师的收入数据。

“除了针灸和一般中医治疗,你还得干点别的,像穴位注射,扎头针,或者其他自然疗法,像营养学建议,芳疗,瑜伽等等,来提高收入。你融合的技能越多,你的利基市场可能性就越大。”中医商业课老师讲过。

“新冠过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我等不及考完省考开始从业了。我会像我师傅那样,一辈子教太极,做中医。”亚历山大透过镜头看着我,一副深信不疑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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